银幕内外的“民族精神史诗”

陈波儿（中）参与主演了1938年上映的电影《八百壮士》。

陈波儿

蔡楚生

黎民伟

司徒慧敏

1939年，蔡楚生执导的《孤岛天堂》上映后反响热烈。

今年暑期档，《南京照相馆》《东极岛》《坪石先生》等多部热映的影片，将人们的视线拉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

抗战期间，一批广东籍电影人以影像为武器，冒着生命危险记录战争真相。这些影像作品在当时起到了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抗战力量的作用，亦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以黎民伟、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为代表的这批广东电影人，不仅是战地记录者，更是民族精神的守护者。他们以独特的创作手法、坚定的民族立场和不畏牺牲的勇气，成为抗战文艺战线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南方日报记者 徐子茗

本栏图片源于网络

“唤醒民众的爱国教科书”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进攻上海闸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的广东新会籍电影人黎民伟，时任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分厂厂长，他立刻带领联华摄影师黎乐三、黄绍芬、罗敬浩等人立即赶往闸北、真茹战场。他在日记中写道：“讵料夜后子时微闻枪声，始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们连日集议由各厂联队分到战区，摄取战事实情。”

战地拍摄有多危险？通过黎民伟团队拍摄的影片《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可窥知一二。片中一个精彩段落记录了我军高炮击中日军飞机的全过程。摄影师不停挪动机位，从高处俯拍、地面平拍到卧地仰拍，全景交代地理位置，近景描绘炮兵动作，精准捕捉了飞机从被击中到坠落水里的全过程。

“这样细腻、完整的细节刻画，在此前的战地纪录片里绝无仅有，这无疑展现了摄影团队非凡的勇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纪录片制作人张同道介绍，《十九路军抗日战史》虽然是一部无声影片，但只要用心观看，就会从人物表情和动作里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血性怒吼。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数十万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敌的堡垒。黎民伟带领团队冲上火线，拍摄了揭露“八·一三”日寇侵华真相的纪录片《淞沪抗战纪实》，人们才能在今天重温当年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真实战斗影像。影片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镜头：日寇飞机轰炸上海南站，烽烟中的四行仓库，我军英勇反击，炮弹就在摄影机前面爆炸……当年报刊评价这部影片为“唤醒民众的爱国教科书”。

而如何保护这些珍贵影片，又是另一个充满曲折的故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黎民伟逃离上海，回到香港经营“启明影片公司”。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时，引发启明制片厂大火。人们从火海中，仅抢救出了《勋业千秋》《淞沪抗战纪实》等几部影片的拷贝。片厂被毁，日伪要求黎民伟主持香港的电影工作，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黎民伟之子黎锡回忆：“父亲带着全家十几口人逃难。逃难前，特别在家中后院挖坑，埋了一个大水缸，把电影拷贝用一些油纸包起来，放在大水缸中，埋藏在地下，幸运地保存到了抗战胜利。”

1953年底，黎民伟病危时，特别叮嘱妻子林楚楚一定要把保存下来的《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拷贝送去北京。尽管他晚年重病，家庭十分拮据，仍多番嘱托：“这两部片是我为国家拍的，要捐给国家，不要收钱。”

如今，《十九路军抗日战史》被收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恒温恒湿的库房中。为了保护易碎的胶片，拷贝从库房里取出后，还得在常温下“苏醒”两天才能放映。《勋业千秋》《淞沪抗战纪实》等影片几经抢修后的珍贵片段，仍可以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等场所观看。

值得一提的是，在淞沪会战爆发次年，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就被搬上了银幕。广东潮州籍女演员陈波儿参与主演了应云卫执导、1938年上映的电影《八百壮士》，在片中饰演童子军旗手杨惠敏，由此被大众所熟知。从这些斑驳的影像记录中，人们至今可以感受到抗战时期的艰苦卓绝和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体会到广东电影人为民族存亡而战的勇气与担当。

辗转四方坚持抗战宣传

上海沦陷后，黎民伟、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等一批广东籍电影人纷纷南迁，活跃在广东、香港地区，继续以电影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重要生产基地和文化战场。

这些粤籍影人积极推动香港电影的内容革新，呼吁电影创作担当起抗战救国的时代使命。他们与当地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了一批以抗战为主题的粤语片和国语片，如《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前程万里》等。

其中，目前留有影像的启明影业公司出品的《游击队进行曲》（又名《正气歌》)，由广东开平籍导演司徒慧敏执导。司徒慧敏聘请了广东演员李清、容小意、林楚楚等扮演主要角色，因此虽影片拍摄的是太湖地区的游击队故事，却较同时期的其他电影作品更具南国气息。从口型看出，演员拍摄时也使用粤语表演，将“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广东汕头籍导演蔡楚生执导、大地影业公司出品的《孤岛天堂》，也是该时期抗战电影中不多的存有影像的作品之一。该片借用武侠片模式，塑造了爱国青年在困顿中坚持斗争的事迹。据史料记载，影片于1939年9月22日起公映，在香港连映12天，之后在重庆、南洋各地放映时，情形均十分热烈。当片中人说到“中国是不会亡的！”，影院观众往往全场起立鼓掌。

此外，以拍摄粤语片为主的香港大观影业公司特地拍摄了一部由18个片断组成的《广州抗战记》，将战前广州全城军队的动员、敌机空袭百姓频遭轰炸的惨状、双方激烈空战等诸多场景一一录入镜头，成为一部难得的全景式反映广州抗战的纪录片。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广东影人再次被迫迁徙，部分人撤回内地。战时电影器材和胶片短缺，令电影拍摄变得愈发困难，他们转而以话剧等形式继续开展抗战宣传。

黎民伟先后逃往湛江、广西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湛江，他成立“艺联剧团”，其妻林楚楚、其子黎铿是主要演员，演出《秦淮河》《碧血忠魂》等话剧，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在广西桂林，他在一个楼梯底下开了一间小照相馆，替当时宣传抗日的剧宣队拍剧照，并参与劳军，不知疲惫。

吴楚帆、张瑛、白燕、黄曼梨等香港影星也在湛江组织“明星话剧团”，演出《林冲》《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历时四个月，几乎场场爆满。这些话剧演出不仅丰富了战时民众的文化生活，更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君菡指出，粤籍影人在抗战时期的艺术实践，不仅为抗战宣传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他们创作的抗战电影不仅打破了西方电影在岭南地区和南洋的垄断地位，更以方言叙事和战地真实影像，唤醒民众民族意识，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抗日精神的核心宣传载体。

抗战胜利后，这些粤籍影人大多留在香港，成为战后香港电影业的中坚力量，为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带来的创作理念和技术经验，丰富了香港电影产业，使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华人世界重要的电影生产基地。

今天，当我们透过银幕回望历史，粤籍影人以热血定格的影像，依然令人深深震撼。饱含血泪的每一帧画面，都是对民族精神的永恒铭刻，将激励一代代人传承这份文艺力量，在新时代继续书写属于中国人的“银幕史诗”。